姓名应该避讳什么?
所谓避讳，通常有两种。一种指的是修辞格。即说话时，遇有犯忌触讳的事物，不直接说出该事物，而用旁的话来表述。比如“死”，从古到今，人们用了数十种同义的词语来间接表述，而不直接说“死”。别一种避讳，即人物姓名的避讳。这里的所谓“避”，是指躲开，回避。所谓“讳”，是指忌讳。具体地说，是指帝王、“圣人”、长官、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所尊者的名字。所谓避讳，就是指人们在说话或者写文章的时候不能乱用乱写，遇到应该忌讳的人物的名字时，必须设法避开，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或用其他办法来改说改写。
这种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特有的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时代里，人物姓名的避讳，是上下臣民不可不懂的一门政治学问，不能不遵从的一项政治法规。
人物姓名的避讳，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皇帝的名字，全国的上下臣民都要避讳，这可以叫做“国讳”，也可以叫做“公讳”。另一种是，父母或祖父母的名字，全家后代的人都要避讳，这可以叫做“家讳”，或者叫“私讳”。还有一种是既非皇帝，又非尊亲，而是周公、孔子一类圣人的名字，也要避讳，这可以叫做“圣讳”。
在这三种人物姓名的避讳中，“国讳”是最为严重而又最为严格的一种，是封建王朝统治下的臣民，甚至皇帝本人也必须遵循的。
“国讳”——避皇帝
“国讳”要避讳的主要是皇帝本人的名讳。进而，还要避讳皇帝的字，皇后及皇帝的父祖的名讳；推而广之，连皇帝前代的年号、帝后的谥号，皇帝的陵名以及皇帝的生肖和姓氏，也都要避讳。
人物姓氏的避讳，大约起源于周代。孔子在记史的过程中，就明确地提出过，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同时，在西周金文中，可以见到，在尊者面前，身份或辈份低的人，一般都是对自己只称名，而不称字，更不称号。这，实际上，是与避讳尊者的名相一致的。不过，在周代还没有形成严密的避讳制度。
到了秦代，这种“国讳”便开始制度化了。本来，秦代以前的皇帝，都要在每年的第一个月，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并决定这一年的政事，所以阴历每年的第一个月，便称为政月。可是，到了秦朝，由于秦始皇出生在一月，便取名为“嬴政”。嬴政当了皇帝以后，便改用同音的“正”来代替“政”。现在的有些农村，在口头语言上，也还是把“政月”说成“征月”（甚至说走了音，而变成了“遮月”）。但是这样改还不行，避讳还不彻底。进一步，又改成音近义也近的“端月”。不仅如此，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为了避讳，于是“楚地”被改成了“荆地”。
到了汉代，由于儒学在封建上层建筑领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避讳制度趋于完备，避讳范围趋于宽广了。例如，汉高祖名“邦”，由于避讳，不仅在口头说话或书面写作时，该用“邦”时，都改用“国”，而且对那些早已定型的文献，也要加以改动。比如，《论语·微子》：“何必去父母之邦”，汉石经残碑就改作“何必去父母之国”。汉高祖的吕后名“雉”，当时的文书，凡是遇到了“雉”字，就一律改成与“雉”同义的“野鸡”。汉景帝后讳志，字阿渝。因避讳，“渝”字的“水”旁，便改为“口”旁，“渝”姓便成了“喻”姓。汉武帝名刘“彻”，当时有一个很负盛名的辩士名叫蒯彻，为了要与刘彻避讳，史书上只好将蒯彻的彻字改为与“彻”同义的“通”字，称为蒯通。战国时教育家荀况，时人尊为荀卿，由于汉宣帝名叫刘洵，汉朝人避宣帝讳，于是改荀卿为孙卿。汉光武帝名刘秀，便把“秀才”改称为“茂才”。汉明帝名刘庄，当时便把“庄子”一书改称为“严子”。而且，把凡是姓“庄”的一律都改为姓“严”。比如，把“庄助”改为“严助”，把“庄安”改为“严安”。
唐宋，是中国崇尚儒术的另一个高峰时期，人物姓名避讳这种风气，在唐床时代也更加盛行。
唐朝初年，中央设有六部，其中有一个部叫“民部”。但是，由于唐太宗名李世民，为了避讳，于是把“民部”改为了“户部”，而且“户部”这一名称一直沿袭了下来。
唐太宗名李世民，“世”讳改为“代”或“系”，“民”改为“人”，“三世”称为“三代”。这，在一些文献典籍中，至今还保留着，比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的文末“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其中，“人风”二字，本应为“民风”，由于避讳，便改成了“人风”。我国最早的一部记载姓氏源流的着作《世本》，早在战国晚年便已成书，这时也把“世本”改成了“系本”。
唐宪宗名李淳，于是，凡姓“淳”的，一律改成姓“于”。
到了宋代，这种避讳之风，可以说是发展到了高峰，不仅形、音、义完全相同的字要避讳，而且只要是音同乃至只是音近的字也要避讳。比如，宋仁宗名叫赵祯，“祯”字要绝对避讳，自不待言，与“祯”同音的“蒸”字（现代的北京话，祯zhēn与蒸zhēng，只是音近，也要避讳，蒸干饭的“蒸”字，得改为“炊”，只是意近，形与音，都完全不同。
更突出的是，宋高宗名叫赵构，为了避讳，不仅“构”字本身不能用，而且凡是与“构”同音乃至只是音近、形似的字，如够、媾、沟、购、遘、毂、垢、觏、勾、岣等等多到50多个字，也都要避讳，不能用。比如当时在四川，有一个与“构”同音的勾姓大家，由于要避讳，也都把姓改了。
严重的也更带有喜剧性的是，由于姓勾的这一个家族太大了，而又散居各地，联系诸多不便，于是在改姓的过程中，只好各行其事。有的加了“金”字旁，改成了姓“钩”；有的加了“绞丝”旁，改成了姓“绚”，有的只好改变“勾”的读音。及至清代，这种避讳，不仅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大加扩展、延伸。雍正四年，礼部侍郎查嗣迁任江西考官。他将当时规定的必读书《大学·右传之二章·释新民》中的一句现成话“维民所止”作为考题。这句话原出自《诗·商颂·玄鸟》篇，是颂扬王者的。谁知却招来了杀身灭族之祸。当时，有人告发说，原句中的“维”“止”二字，是将“雍正”二字去了头。雍正皇帝一听，勃然大怒，立即将查嗣廷革职问罪。终致查嗣廷病死狱中后，还戮尸示众。其子也因此而坐死，家属也被流放。不仅如此，还由于查嗣廷是浙江人，而浙江省也因此被牵连，被下令停止乡会试六年。
这种近于文字狱的严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搞了帝制复辟以后，也大肆实行避讳。北京煤铺墙上原有的“元煤”二字，都一概涂掉，因为“元煤”与“袁没”谐音。“元煤”容易误解成“袁世凯没了”。以此类推，“元宵”也得改成“汤圆”，因为“元宵”与“袁消”谐音。把“元宵”称作“汤圆”这种习俗，现在仍在许多地方流行。
在西方，找不到取名要避讳帝王的例子。倒是相反，有时还以帝王或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来取代地名。比如，美国的首都，原名叫费拉德尔费亚；后来，人们出于对总统华盛顿的崇敬，便以“华盛顿”的人名来给首都命名，而且一直沿用到现在。其他，如像前苏联的列宁格勒，原名“彼得堡”。十月革命后，便以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名字将“彼得堡”改称“列宁格勒”。
然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不仅大到皇帝的名字要避讳，而且皇帝以下的官员的名字也要避讳。《老学庵笔记》曾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州官，名叫田登。由于“登”与“灯”同音，元宵节放灯时，出的布告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而不能说“放灯三日”。这个故事后来便形成一个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家讳”——避父母及祖父母
“家讳”，本是仅仅限于亲属内部的避讳；但在与族外人交往的过程中，族外人也必须尊重别人的“家讳”。如果再遇上某些政治社会的原因，久而久之，有的“家讳”也就不完全属于“私讳”，而变成社会的一种“公讳”——公众都避讳了。比如，考察陕西省韩城县，姓“同”和“冯”的两大家族，都是“司马”姓的后裔。相传，远在汉武帝时代，他们本是司马迁的同族；后来，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坐了牢，受了宫刑，韩城县的司马同族由于怕受牵连，就忌讳姓“司马”而改姓了。有的在“司”字的左边加了一竖，改成了“同”字，有的在“马”字的左边加两点，改成了“冯”字。
“家讳”，当然不全是避父亲的讳，也包含避母亲的讳。《南史·王琨传》有这样一段记载：“而避讳过甚，父名怿，母名恭心，并不得犯焉，时或谓矫枉过正。”
唐代大诗人杜甫被称为“诗圣”，一生中共写了将近三千首诗，而留下来的也还有一千四百多首。其中还写了大量的田园风景诗，但就是没有一个字涉及海棠花。这一点，对杜甫很熟悉而又很钦佩的宋代大诗人苏轼早就指出来了。苏轼说：“少陵（即杜甫）而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杜甫何以要避讳海棠呢？对此，《古今诗话》做了很准确的回答：“杜子美（即杜甫）母名海棠，子美讳之，故《杜集》中绝无海棠诗。”
“家讳”，也不一定只限于父辈，有的还延伸到祖辈。比如，苏轼的祖父名“序”，苏轼的父亲苏洵的文章中，便改“序”作“引”。而苏轼在为人作“序”时，也常常将“序”改为“叙”。
在宋代，由于私讳之风蔓延，有时竟然发展到了近于滑稽可笑的地步。北宋诗人徐积，由于他的父亲名“石”，徐积便一生不用石器，走路时如果遇到“石头”，也要避开，脚，绝不能踩到“石”上。万一遇到路过“石”桥而避不开时，也要令人背他过桥，而他是绝不脚踩“石”桥的。
也是在宋代的刘温叟，由于他父亲名叫“岳”，于是他一生不听音乐（因为“乐”与“岳”同音）也不去高大的山（因为高大的山就是“岳”）。
韦翼的父亲名乐，由于“乐”是个多音字，即可以读“音乐”的“乐”，又可以读“欢乐”的“乐”，因而韦翼一生中不仅不听音“乐”，不游高山大“岳”而且不饮酒（因为饮酒可以取“乐”），不参加可以使之“欢欣”的活动（因为“欢欣”就是“欢乐”）。
“圣讳”——避圣贤
“圣讳”虽不像“家讳”，特别是“国讳”，那样严厉，那样广泛，但在中国，也不完全出于自发，而是从上到下的规定。宋大中祥符七年就明文规定：“禁文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金代的规定更具体了：“臣庶民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应回避。”清代雍正的规定更扩大了，除了孔圣人，又加了一位孟贤人（孟子），规定：孔孟名讳必须敬避。“国讳”、“家讳”、“圣讳”这三种避讳，在严格的程度上和人们进行对待的感情上，当然不完全一样。“国讳”属于封建法制的范畴，带有极大的强制性，不分上下臣民，不分男女老少，任何人都得恪守。一旦违犯，轻则遭到舆论的谴责，重则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例如《唐律疏议》规定，故意直呼皇帝之名，就是犯了“大不敬”罪。这是封建社会最严重的罪行“十恶”罪之一。即使是无意中对皇帝的亲族失讳，也会遭到惩处。在宋代的科举考试中，如果出现犯禁，立刻就会被申斥黜落，贻误终身。“家讳”虽也得到法律的认同，但属于封建伦理道德的范畴，而且也寄寓着对长辈们的亲敬、崇仰与怀念之情，不同程度地带有自发性。“圣讳”，恰好居于上述两者之间，属于封建礼制的范畴，执行礼仪与尊崇贤圣，强制性与自发性，均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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