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桌文化与社会距离

覃至册

南方论坛

　　王宁

　　据，全国公款招待费多年来持续居高不下，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影响了干群关系。尽管有关方面三令五申，但公款消费额过高状况却依然难以遏制。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如公共财政预算与监督体制问题、财务制度问题、风气问题、面子问题，等等。只有认真分析各种公款消费居高不下的深层次原因，所提出的解决对策才能对症。餐饮招待是公款消费的一大类别，这里不妨从文化的角度谈谈这一方面的问题。

　　中国人接待客人，客套比较多。请客人吃饭，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招待环节。就官场来说，有能力用公款请客，不但显示招待者的热情好客以及对被招待者的敬重，而且无形中也证明了招待者的权力。既然招待费是公款，那么，被请者也就心安理得。不仅如此，也正因为招待费不是个人出的，被请者往往会从招待的档次来评价请客者对被请者的态度。由于有了这种“社会期待”，请客者害怕“怠慢”了客人，往往会在招待过程中根据客人的重要等级而尽量显示慷慨好客。与此同时，由于没有财务的硬约束(如:存在预算外资金)，这种慷慨好客的冲动就会不断得到加强。可见，公款招待领域存在着“拔高”消费水平的社会机制。

　　不仅如此，公款招待领域也存在着“扩大”招待范围的社会驱动力量。由于具有公款请客吃饭的能力是权力地位的证明，是一个人“混”得“成功”的显示，因此，当亲朋好友聚会、聚餐的时候，具备公款报销权力者往往会争着“买单”，不但在亲朋好友那里留下了好印象，而且也因此挣得了“面子”。与此相联系，聚会的时候，没有公款报销能力者常常会期待有公款报销能力者“买单”。

　　可见，不论是在招待水平上，还是在招待范围上，非正式的“人情法则”都抵消了正式的“制度法则”对于公款招待的约束。在众多“人情法则”中，有一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酒品”。所谓“酒品”，就是喝酒者的品格，是酒桌上对聚餐者的道德评价。在一定的范围内，酒品好，就容易得到积极的评价，就更容易有人缘，他人就愿意与之继续打交道。在酒桌上敢于大口干杯、不惜喝醉者，往往会被认为是“豪爽”、“酒品好”。而那些扭扭捏捏、借口“不会喝”或借口健康问题而拒绝喝酒者，往往被认为“不容易接近”。因此，为了显示自己敬重他人、“酒品好”，许多人在敬酒的时候常常会说:“您随意，我干了！”并因此会获得满堂喝彩。

　　或许有人会说，酒桌上的事情，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半是玩笑，一半是表演，大可不必太当真。尽管如此，许多人对喝酒问题并不敢小视，尤其是在上级、长辈或其他重要的客人面前，酒品酒风问题更不可等闲视之。酒品为什么有时就那么重要呢？

　　在一定的意义上，喝酒是拉近人际距离的一种手段和符号。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如果依然还像开会一样一本正经，就意味着人们之间还有距离感，还在用理性约束自己，还在按照官场或商场的规则进行表演，还在对他人进行防范，而不敢敞开自己内心真实的世界。在许多人看来，这样的喝酒就不痛快，没有意思，没有味道，酒桌关系就依然还是工作关系。相反，喝酒应该是消除人际距离的一种手段，它给人以“可接受”的理由而放松对自己的理性约束，吐露自己真实的内心想法，创造一种大家都是“自己人”的氛围。

　　因此，在酒桌上，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的理由(如:有病不能喝酒)而拒绝喝酒，或者在喝酒的态度上扭扭捏捏、疲疲沓沓、犹犹豫豫，就显得还想继续保持理性的自我约束力，还在对他人进行防范，还在延续酒桌外或职场上的人际距离。这样的人就难于被同桌的人当作“自己人”、当作敢于“掏心窝子”的人，因而就难于拉近与他人的距离，喝酒所应该具有的社会功能就难以达到。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印象，许多人便刻意在酒桌上营造一种豪爽的“哥儿们”形象，以便与同桌酒友拉近距离，营造一种“铁哥们”的关系。

　　在中国，请客与喝酒是一门学问，一种社交技能。它是编织和营造社会关系网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用制度经济学的话说，它在特定的情况下是交易成本的一部分。在许多情况下，要能“办得成事”，就必须先能请得动求之办事者喝酒。不仅如此，在许多场合，让客人吃得好、喝得够，不但是慷慨好客的表现，而且是编织“自己人”圈子或关系网的手段。而关系圈对于人们的重要性，则是不言自明的。

　　所以，作为招待者，面对这样的招待文化，是没有办法在饭桌与酒水上吝啬的。正如俗话说的，菜可以差些，但酒要管够；在酒桌上，再怎么省钱，不能省酒。如此一来，招待费用就只能直线上升了。由此可见，公款招待费用的攀升，不但同制度约束的软化相关，而且同中国独特的酒桌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

(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