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之困：跨越一步是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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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日，广州市南方医院急救中心，身患绝症的90后男孩儿江立权决定自愿捐献器官。

医生们向钟腾瑜默哀。

高敏正在给捐献者亲属讲解相关规定。

专家向华西都市报记者表示，经济补偿可鼓励器官捐献
核心提示
早在2007年5月，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就已施行。2010年3月，在第三方中国红十字会参与下，人体器官捐献体系首先在上海、天津等十个省市开始试点。
今年3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我国将尽快建立科学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150万名患者需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1万例左右。人体器官来源的不足，已成为制约人体器官移植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日，华西都市报记者前赴人体器官捐献最多的广东，探究人体器官从捐献到移植的整个链条，探寻器官紧缺背后的器官移植发展瓶颈。
华西都市报记者罗道海
深圳、广州、佛山
摄影报道
6月9日，佛山市一医院。
手术室里穿梭着不同的医生，有心脏科的，有肾病科的，有肝脏科的，还有从广州赶来的眼科医生。他们，都围绕着躺在手术台上的一个患者。
躺在手术台上的人叫钟腾瑜，45岁，广西融安人。6天前，45岁的他突发脑溢血而脑死亡，就再也没能醒来。
隔壁手术室，还躺着4个病人，4个被病魔困扰即将离世的人。
片刻的默哀后，钟腾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心脏、肝脏、两个肾，将分别移植到隔壁手术室的4个病人身上。
这天，死亡对于钟腾瑜来说，是“凤凰涅盘”般的蜕变。
捐献者的考量
叫声“妈”很难吗？
其实，钟腾瑜并不认识这4名需移植器官的患者，他的家人也不认识。尽管钟家人想知道捐献的器官救了谁，但却不能知道。
钟腾瑜脑溢血入院的第三天，就没有了自主呼吸，处于脑死亡状态。
器官捐赠协调员彭宣祥从禅城区中心医院得知消息后，随即见到了钟腾瑜的家人，在“捐献器官是为了延续别人生命”的倡导下，钟家人同意捐献。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签字办手续，并陪着钟腾瑜走完最后一程。
当钟腾瑜获得“生命延续”时，深圳龙岗中心医院病房的罗某正在生死线上挣扎。
一个星期前，罗某因感情问题绝食自杀，当房东发现时他已奄奄一息，仅靠呼吸机维持最后的生命。从河北老家赶来的父亲纠结了：一边是毫无希望的救治，一边是每天不少于3000多元的医疗费。当他见到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后，决定将儿子器官捐献，因为一旦捐献成功，余下的医疗费就不用自家承担了。
与罗某父亲不同，广东清远一位老人有着自己的考虑。不久前，老人22岁的女儿因车祸脑死亡，老人愿意捐献女儿的心脏救人，但有个要求，希望受益者必须是女孩，还要见上受益者一面，让受益者也叫她“妈妈”。无论怎样解释，老人始终理解不了：“我女儿的心脏都给了她，难道我们见见都不行吗？”
彭宣祥说，他有四种人不接受捐献器官。一是植物人，二是活体，三是死刑犯，四是三无人员。
高敏担心，“请把我的肾还给我”的一幕会在中国发生。
真实故事的隐喻
“请把肾还给我”
“请把我的肾还给我”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据高敏介绍，国外一个男人捐肾救了一个女人的性命，两人相爱结婚。后来感情破裂，两人闹离婚至法庭。男人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只要求“请把我的肾还给我”。
“现在的无偿捐献和坦诚，并不代表永远。”高敏说，器官捐献者的家属一旦知道受益者是谁，不能保证将来会发生什么，到那时，两者如何面对？
真的会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之一，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任该医院院长。此前深圳11岁的小孩田干器官捐献救了5人，就是在这家医院移植完成的。
在该医院移植中心，46岁的秦某躺在病床上安养。他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等了两个多月才换上肝，在医院养身体等待期间就花了10多万元，而移植的肝花费了15万元。“我不知道肝是谁的，感激是肯定的，但并不想知道是谁的，无论怎样说，移植肝我花了不少钱，我付出了。”
另一位接受肾移植的患者刘某也如此认为。他说，“肾移植花了10多万了，医生只告诉我肾是一个20多岁年轻人的，别的都没有了。”
华西都市报记者随机调查的15名患者中，仅有一人愿见捐献者家属。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不愿见捐献者，并非是自己没有良知，而是自己花费了不菲的医疗费，怕见了捐献者家属，会遭遇过分要求。
协调员的角色
“医院与捐献者之间的润滑剂”
彭宣祥并不是医生，也不是家属，而是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佛山工作站的协调员，一名红十字会编外成员。他的出现，只不过是适应器官捐献必须委托第三方机构——中国红十字会来负责捐献组织工作。
广东目前有5位专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广州2人，深圳2人，再加上他。在全国，也仅有91位专职协调员。
44岁的彭宣祥，是湖北汉川人，原本只是深圳一位普通的农民工。至今，他称已劝导29人成功捐献器官，其中仅一人是深圳人。
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
室协调员高敏情况也差不多。
45岁的高敏是济南人，来深圳快20年了。她自称献血200多次了，如今是全国女性献血最多的人。她也说，自己已有40例成功的器官捐献案例了，眼角膜的捐献达到了300多例。
第一次的成功不仅难忘，也最为触动她。2005年，高敏接到湖北天门的一个求救电话，王大姐的女儿遇车祸脑死亡，想捐献器官，问了很多红十字会均未成功，后来找到高敏，圆了这个心愿。
而专职协调员最早出现在2007年，那时被称为劝捐员。高敏觉得“劝捐”不好，“协调”就不一样了，将捐献者放在了首位，至少是一种尊重。
高敏认为，协调员的工作应该将心比心，理解每位捐献者。“我只是一个铺路的石子，是医院患者与器官捐献者之间的润滑剂而已。”
事实上，并非每位器官捐献者都能捐献成功，“润滑剂”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31岁的庞泉是深圳的公交司机，因脑瘤住进了医院，去年4月签订器官捐献书，2个多月后心脏停止跳动，欠下医疗费13万多元。尽管捐献没有成功，高敏还是通过自己的“名人效应”，找了多家机构，总算在11月份交齐了费用，“对家属总要有个交代吧。”
高敏说，红十字会只是每月报销车费、电话费等，就没有别的收入了。
彭宣祥也说，最痛苦的事，是家属签字拔停呼吸机时，那一刻，死亡和新生交融。每每经历这种生死，都是一种煎熬，他常常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份工作。
被逼进死胡同
“给了钱就是买卖”
捐献器官救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生命的逝去，一个家庭的破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埔院区ICU主任杨春华，是一位器官捐献评估专家，该医院每例捐献者都要经过他的评估。
杨春华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根据相关规定，器官捐献必须在死亡后进行，在医学上最基本的判定是脑死亡，经过家属签字放弃后，才可停了呼吸机，也就是心脏停止跳动，才可以从捐献者遗体中摘取器官。
他说，一般5个脑死亡患者中，能有一个器官捐献成功就算不错了。脑溢血、车祸的脑死亡者，是目前最好的器官捐献者。他经手的30例评估中，成功的有20多例，“这在国内也算是高的了”。
“坦白而言，器官捐献者中，打工
的外地人所占比重最大。”
现实中，“禁止买卖器官”的限定，在遇上器官捐献后，存有一些操作难题。“很多捐献者希望得到经济上的补偿，这本身与无偿器官捐献的主旨相违背。”杨春华说。
去年，湖南的一位捐献者同意无偿捐献，可等医生赶到湖南取器官时，家属突然不干了，要一笔钱，红十字会和医院得知后只好放弃，“给了钱，就是买卖器官了”。
杨春华告诉记者，一般原则下，对器官捐献者的家属，医院会在经济上给予一定补偿，更多是帮忙解决部分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此外，红十字会也会倡导社会捐款，为家属开设专门账户。“卫生部和红十字会并没有专门的经费，用于补偿器官捐献者的家属。”
一边是因家境困难，而希望得到经济补偿的器官捐献方，一边是负担高额医疗费，而不愿见捐献者的受益者，两者之间似乎难于调和。
这样，充当中间者的协调员就会显得举步维艰。
“在深圳，对家属的补偿一般不会超过两万元。”彭宣祥说，他现在的做法是，一旦经过接受器官医院的评估后，捐献者余下的医疗费就由该医院承担，还包括丧葬费等。
佛山市一医院副院长章成国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这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为了鼓励器官捐献。”他们医院去年7月份才拿到批复文件，允许医院开展器官移植，此前的2006年被叫停，“供体少是目前最大的困境。”
章成国称，他们也在探索器官移
植的发展方向，而通过经济补偿来刺激器官的捐献，将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根据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讲话，我们总结了四条原则，一是公民自愿捐献，二是以心脏死亡作为死亡标准，三是红十字会负责器官捐献，四是采取经济补偿与激励政策。”
更有甚者，常有人给高敏打电话要求捐肾，有的是缺钱了，有的是不想活了……每每这时，高敏总是耐心开导，急了就说“跳楼、喝农药自杀的，器官想捐也捐不成”，这时电话那头就感叹了，“想死都这么难，那算了，我不死了！”
这些年来，高敏最难忘的是一张国外宣传照片——一个小女孩趴在一位老人胸口上，“听着父亲的心跳”。她希望自己也能亲眼见到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