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亿彩票发行被垄断，两部门被推倒风口浪尖。6月，北京男子中5.7亿元彩票，再次掀起彩票信息不透明、彩票垄断发行的质疑，业内预计今年彩票销售规模将达3000亿元。政府被指以保护获奖者隐私为由牺牲公众知情权。据悉，中国彩票发行权自1987年起被民政部和体育总局垄断，行业曾讨论设立彩监会，受到两部门阻碍。
两部门垄断彩票发行权
自1987年首次发行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以来，中国彩票行业走过25年的历史，2000年中国的彩票销售额仅仅181亿元，过去十多年，中国彩票市场复合增长率达到25%，业内专家普遍预计今年销售规模将达3000亿元。
据记者了解，自1987年以来，中国彩票的发行权就被特许授予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两个部门，由他们分别设立彩票发行机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中国体育彩票发行中心，具体负责组织彩票品种的研发、申报和销售等管理工作，财政部负责监督。
2009年7月1日开始实行《彩票管理条例》，是目前彩票发行领域最高级别的法规，它正式将彩票发行权授予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两个部委。
事实上，中国彩票业发展之初，由于社会资本不愿进入，两家彩票发行中心既是行业的管理者，又是直接的投资经营者。“八九十年代那时，彩票投注站基本都靠彩票中心出资建设，后来彩票发展壮大了，经营投注站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申请者和福彩中心的关系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投注网副总裁夏志宏说。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彩票业逐步建立了特许民政、体育垄断经营，省级行政单位独立组织实施的行业格局。
“彩票的安全与公平公正，制度构架是最根本的保证，也就是在制度构架上，要保证彩票交易的核心环节，不能被彩票发行机构自行垄断，要在制度设计上确保有一个与发行机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开发服务商存在。”程阳对本报记者表示，“一些业内人士，总是强调技术上彩票交易系统的自行研发，而没有在更高的战略角度摆正自身的位置，把自己置于社会焦点的风口浪尖上，把彩票发行机构置于巨大的经济风险之上。”
他认为，目前体制最大的弊端是独立的开发商、服务商市场没有发展起来。这个方面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彩票票种和各种游戏玩法的开发上面。
“2006年有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会，讨论成立中国彩监会，因为两个部门的阻碍没有通过，之后再也没有大规模讨论这个事情，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禁区。”夏志宏对《投资者报》表示。
据夏志宏回忆，这个会议的起因是由于教育部希望成立教育彩票发行中心，发行教育彩票。
“实际上环保、卫生部门也曾希望发行专项彩票为相关事业筹集资金，但没被通过。”苏国京认为，理想的方式是成立独立于各部委的彩票发行中心，或者说国家彩票发行局。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每出现一次金额巨大的奖注，都会引发公众包括彩民的广泛猜测和质疑。
程阳认为，这种质疑有其合理性，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彩票获奖信息的披露不能满足彩民的合理需求，也包括彩票公益金的使用。他向记者表示，作为一个彩票研究者，我在获取国外的彩票数据时都比国内的要方便得多。
记者在程阳的个人博客上浏览发现，该博客引用了大量国外的数据、图表，非常详细。
“按照目前的政策规定，公益金占彩票销售金额的35%，若以3000亿销售规模计算，年度公益金将达1000亿元。但各省并没有公布过详细的支出账目，每年公布的只是一个大数。”夏志宏对记者表示，不过他认为彩票公益金仅是财政不透明的一个方面而已。
“青岛市福彩中心就曾利用彩票公益金购买豪华游艇，还美其名曰主要用于为彩民服务。”夏志宏给本报记者举例。
“最悲哀的事情是，所有好事都做了，也做完了，可惜没人知道，或者总不希望别人知道。结果大家都认为我们彩票公益金什么都没做，钱都被彩票中心或者国家花掉了。”苏国京感慨道。
说到保护个人隐私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程阳表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一样，但在发达国家或地区，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知情权”与“隐私权”是在法律框架下的操作。
“与目前国内《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彩票管理条例》这样的法律效力很低的下位法相比，发达国家或地区对彩票市场的信息公开，源自于法律。例如，美国1966年 7 月 4 日制定的《信息公开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US FOIA)，英国2005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信息公开法》”。
按此法律，英国的彩票发行机构没有任何我们认为的秘密可言，不但本国公民，就是我们这些外国人远隔重洋咨询，他们也必须出具任何彩票相关各类销售数据、详尽财务报告等，不得回避。
“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对峙，缓和的手段只有媒体，也只有媒体才能是该悖论的最后裁决者，中国彩市20多年，尚没有发生因媒体透风而导致中奖者不良结果的案例。彩票机构应该充分相信媒体、更不能回避媒体，中奖者更加不能以隐私权为由拒绝见证，这不仅有违常理，也没有法律依据。”程阳对本报记者强调。 |
发表于 2012-7-4 11:5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