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利益场

覃至册

种植水葫芦，是治理滇池过程中的一个实验品。南都记者张国栋摄

南都记者张国栋
8月10日，平静的滇池湖面波澜不惊。
几天前，关于滇池保护条例中列入收取生态保护费的条款却如投入滇池的一块巨石，浪花四溅板砖纷飞。
公众对收取十元生态保护费不理解的背后，更多是滇池持续近二十年治理，投入资金已逾百亿，滇池污浊依旧。这些钱花在哪儿？谁来监督这些动辄上亿资金的使用？如今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向谁收费？
“作为这个条款的主要提倡者和起草者，我很负责任地说，初衷并非是向游客收费，而是向云南人收费”，8月11日，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曾粤兴向南都记者表示。
曾进一步解释说，最初《滇池保护条例（初稿）》提出为“滇池保护费”概念，而非当下被误读的生态补偿费。在对人大代表解释这一条款时，他还特别说明，收取的主要对象要排除短暂游玩的旅客、学校学生、驻军、国家机关等，“当时考虑的就是短时游客不是污染的主体”。
按照曾粤兴等提倡者的想法，收费的主要对象为滇池相关的企业和市民，即主要在滇池流域生产和生活者。之所以收费，他们考虑的因素有二：一是滇池治理投入巨大，仅靠政府财政无力，需要社会资源；二是通过收费，让企业和市民认识到滇池与自身息息相关，唤起更多人的保护意识。
2009年，《滇池保护条例》初稿拿出来之后，曾经召开听证会。在曾粤兴的印象中，他们就此条款做了说明后，参与的听证会代表“几乎没有反对意见”。
在专家们起草条款中，只有收取滇池保护费的条款，没有具体的数额标准，不过后来政府层面而非法律层面的演变，就不在他们这些参与起草的专家们介入的范围。
据公开报道，在向云南省政府汇报“十一五”滇池治理情况及“十二五”滇池治理规划编制时，昆明市市长张祖林建议，拟对滇池流域2920平方公里范围的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呈贡、晋宁6个县区的酒店、旅社入住者，按每人每天10元的标准，征收滇池生态资源保护费。
“生活在滇池流域的每个人，既是滇池的污染者，又是滇池污染的受害者，更是滇池治理的责任者和受益者。”张祖林如是解释。
正是这个十元钱，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普遍质疑，不过随后昆明市方面对这项十元钱的生态资源保护费口风收紧，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局长柳伟向媒体表示，滇池生态资源补偿费的具体征收办法，要等《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后，才能制定出包括征收方式、标准、对象、范围的相关办法，并按照程序召开听证会，听取社会意见后，报昆明市政府审批。
对这笔引来巨大争议的十元钱征收对象的舆论引导也开始转向曾粤兴等最初设计的方向。近期的报道中称，滇池生态资源补偿费的征收范围，是“生产、生活在滇池流域的个人和企业”，即便滇池生态资源补偿费的具体征收办法出台，或许向游客征收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生态保护费争议
对于生态保护费条款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有些出乎曾粤兴的意料之外，他称，此项收费并非昆明独创，之前就有湖南张家界，甚至同在云南的丽江、抚仙湖等都收过类似费用，只是名称不同，有的为“进山费”，丽江则为“古城维护费”。
丽江早从2001年起就开始征收古城维护费，2007年将收费标准从每人次40元调整为每人次80元。
与滇池更类似的是抚仙湖，根据《关于抚仙湖资源保护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五类征收对象：直接使用抚仙湖资源或抚仙湖旅游度假示范区以内的生产企业；抚仙湖旅游度假示范区内的宾馆、酒店、旅馆和个体餐饮经营户；抚仙湖非机动船的经营户；抚仙湖旅游度假示范区内的停车场经营户；以及进入抚仙湖旅游度假区的游客。
与滇池的收费还没出台就引起较大争议相比，抚仙湖的收费虽也有争议，但已低调开始实施，自2010年8月1日起，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对进入抚仙湖的车辆征收抚仙湖水资源保护费，至2011年5月1日开始，除了车之外，还对每人次收取5元资源保护费。从2010年8月到今年5月，共征收303万元。
另一个与滇池相似的还有大理，同样在2009年开始计划征收大理古城维护费和洱海资源保护费，与这次滇池一样，消息一出即被口水淹没，最终宣布两年内不征费。
收费究竟是为保护？还是因资金而筹措资金？这无疑是生态保护费备受争议所在。丽江古城在收费之后，并未因收费而限制商业开发，反而曾因古城过度开发，商业气息过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黄牌警告。
滇池这次尝试收费，作为昆明市政府方面，同样强调的是资金方面不足，昆明市市长就称：“从‘十二五’滇池治理规划来看，未来五年要实施的治理项目将达到87项，预计投资将超过420亿元，是‘十一五’期间投入的近2 .5倍，资金压力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要让公众掏腰包，得让公众首先知道钱要用到哪里。与专家们的提议和听证代表们的一致同意相比，生态保护费在民间反应则是两重天。
因保护滇池而成为2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滇池卫士”张正详表示坚决反对。他向南都记者称，滇池治理投入巨大，但对于这些几十亿资金的使用，公众并不知晓，政府再度向公众收生态保护费，在听证中也没有像他这样真正代表民意者，收费之后资金使用同样缺乏足够的监督。
“小白鼠”滇池
公众对滇池收费反弹如此之大，还在于滇池历经二十多年的治理，投入资金达上百亿之巨，水质却没有实质性转变，反而成为各方的实验品，耗费大量的资金。
曾在昆明市政府担任秘书多年的滇池研究会秘书长李国春向南都记者介绍说，云南自1993年开始治理滇池，至今已逾18年，其中“九五”期间花费20余亿，“十五”期间近20亿，“十一五”的总费用计划为170余亿，已经花费70余亿。
李国春还拿给南都记者一份已经公开的“十二五”计划，上面列举的治理滇池的总费用盘子达到420亿之多，涉及100多个项目，包括引水、环湖截污、生态修复等多个方面。
几十亿资金投下去，效果如何？无论是云南省还是昆明市官方，在披露滇池治理效果时，使用的言辞都很谨慎。
云南省上报国务院的“十二五”规划得出结论为：“十一五”期间，滇池流域水环境质量总体得到明显改善，滇池水质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水体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河道水质及景观明显改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优于或达到三类水。
云南省当地媒体如是叹道：一个又一个五年过去，几乎与昆明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一致：滇池水质依旧，恶臭更甚。仅仅是得到“恶化趋势得到遏制”的结论，就被当地称做历史最高评价和滇池治污史上来之不易的“拐点”。
8月10日下午，南都记者乘坐快船环绕滇池巡视中，整体水质仍如“滇池卫士”张正详形容“绿油油的”，在滇池入水口的湖面上，工人们正在打捞成片茁壮成长的水葫芦。
这些钱又花到了哪里？李国春的手上也只有一份稍微详细的资金去向表，而在滇池持续多年的治理中，也被各路专家用于各种实验，花费资金亦不菲，水葫芦就是最新的一个实验品。
污染生态学“鼻祖”、云南大学王焕校教授向南都记者介绍，包括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院校都曾经在滇池实施过污染生态的实验，项目资金都不在少数。如清华大学建立一个十平方公里左右的实验区，花费达2600万元，他给予的评价是“成本太大，不宜推广”，而某院校一个9000万的实验项目，实验之初有效果，但仅仅两个月不到，实验区又恢复原样，实验宣告失败；武汉大学的鱼类实验，也没有明显效果，还有院校计划在滇池里造围堤搞湿地处理系统，而最近的“十一五”项目，课题资金就达7000万元。
水葫芦因为种植面积较广，争议也最大，即使是顶尖的专家之间，意见也有分歧。如王焕校这样的污染生态学“祖师爷”级别的专家对在滇池中种水葫芦都持支持态度，他对南都记者介绍说，自己曾经公开称“水葫芦是个宝，看你怎么用好”，被人指称“为水葫芦翻案”。
在王焕校参加的关于水葫芦的总结会上，他没有听到“明显反对意见”，在代表昆明官方意见的昆明市滇池生态研究所副所长韩亚平看来，一直以来滇池的污染主要表现为水体富营养化，减少富营养程度是滇池治理的重要内容，而由江苏省农科院提供技术支持的水葫芦的特点就是吸附氮、磷能力强。参与研究的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和树庄则称，在昆明气候条件下，水葫芦不会疯长而造成失控；圈种水葫芦不会影响水底生物的存活。
研究滇池40余年的云南省环境科学院郭慧光则是水葫芦坚决的反对派，他认为，水葫芦的后期处置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投入。据他回忆，早在2000年左右，云南省第一个省院、省校的合作项目滇池水葫芦工业化参数的研究提上日程，他们曾经做过为期两年的渣处理实验，面临巨大的成本问题，当时每吨水葫芦的处置成本要花费8万，9吨花了72万元，而下一年处理36万吨，资金就达1亿元左右。
虽然官方发布的数据称，种植水葫芦后，水质有改善，但在张正详这些与滇池生活了几十年的市民直观感觉中，改善并不明显，且在他看来，即使改善，也不能完全归功于水葫芦的功劳。
几乎以滇池为家的张正详对于滇池上的这些实验再熟悉不过，他将这些实验形象地归纳为：先“动物”-鱼，后“植物”-水葫芦，滇池就是一只小老鼠。
云南当地媒体曾发表质疑文章称：云大学者按环境货币化换算公式做了一项课题，结论是：滇池流域的利润收益，在扣除环境指数和治污投入后，呈负数，意思很简单，历年在滇池流域投建的产业收入，带来的只是赔钱生意。
“滇池在多年的污染中，就是一个大实验场，各方专业人士都在对它的治理进行实验，滇池投了数不清的钱，而实验的结果呢？我们都看到，它还是没有清”，昆明理工大学教授侯明明如是称。
被忽视的公众
在情绪较为激烈的张正详看来，各种游说治理滇池的人“都是来圈钱的”，他列出四条治滇池法宝：取消开采矿；取缔化工农药屠宰塑料企业；转移花卉基地；赶走房地产开发。“只要真正做到这四条，滇池不治自清”，他说。

覃至册

他所提四条意见并不新鲜，但要真正执行却并不容易，在他看来，地方政府一面要保护，一面又在破坏，甚至是小保护，大污染，保护的速度跟不上污染的速度，这才是滇池病得不轻的根源。
围绕着滇池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主政者的主观意志，导致滇池治理政策左右摇摆，这是滇池独立观察者———N G O组织———绿色昆明总干事梅念蜀的观察结论之一。她列举说，昆明曾为滇池治污推行过雨污分流，但后来市领导又提出要雨污合流，令外界莫衷一是。
主政者的主观意志，也意味着公众参与的缺乏。梅念蜀向南都记者介绍，昆明方面也制定过一些公众参与办法，但在实际执行中却走样，如有一次听证会也邀请了绿色昆明的代表参与，但最后流于形式。
张正详则称，他曾经两次参加过听证会，第一次是一名政协委员帮他报名，他试图发言没有机会，而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参加，作为滇池保护的知名人士，他也没有参与相关决策讨论机会，即使是侯明明这样的环境专家，也抱怨没有收到过昆明方面的邀请，王焕校则隐晦地表示，他受到邀请的场合不少，但专家们的话，政府方面并不太能听进去。
无法参与决策过程，公众最关心的监督亦无从说起，尤其是涉及巨额的治理资金。昆明市原政协委员伍宗兴关注滇池多年，但她认为，滇池治理投入这个“天文数字”，老百姓的确不知道怎么分配的，政府的透明度并不高。在她看来，仅以此次种水葫芦，就没有见过明确报道水葫芦的种采收方面的资金分配，“如果没有经过环评或者在治理滇池上是一笔糊涂账，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说：这很容易滋生腐败和欺骗？我们需要的是监督和问责体系！”
“滇池保护仅靠政府，忙死了效果也不明显，必须与群众结合，让群众有知情权、参与权、话语权、利益共享权”，王焕校教授如是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