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何时感动世界

方念姨

　“高烧中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牛郎相会了一个晚上……她被他抱在怀里，周围罩着一层珍贵的光环。这光环，她已失去了11年，明天还将失去。这一去，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也许要等到华发满头，也许就此永不相见。”
　　朱白兰（1904年—1971年）的小说《牛郎织女》就在这里结束。作为一个出生在罗马尼亚、说德语的犹太人，朱白兰1954年加入中国籍——为了她的中国牛郎。
　　中国的爱情悲剧，是不是外国人只有亲身经历之后才会懂？西方节庆在全球化的今天大行其道，我们的节庆能否在西方走出中国城、唐人街？这取决于实力，国家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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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式爱情悲剧
　　西方人可以解读为自由和浪漫
　　上世纪30年代，朱白兰和中国人朱穰丞在莫斯科的国际劳工服务中心结识，来自两个古老而又受压迫民族的两颗心在异国相遇、相爱了。
　　朱白兰在小说中写道，牛郎“没有护照，不能向外人透露自己的真名实姓或住址”。事实上，即使她自己，在他们相守的4个月中，也不知道他的地址。但朱白兰感觉他们相聚的屋子里“四壁闪着光亮，金黄色的傍晚，银白色的深夜，玫瑰色的早晨”。
　　后来，朱穰丞失踪了。于是，朱白兰的后半生就在寻找中度过。她比织女更为不幸。
　　全职妈妈宋桦曾在巴黎留学。她觉得，一两个朱白兰不能代表西方人对中式爱情的总体看法。2005年的七夕节，她对一个法国朋友讲过牛郎和织女的浪漫悲剧。“可他竟然跟我说，两个人每日隔河而居，各有各的自由生活，每年见一面则是那么的浪漫，真算是最大的幸福了。”宋桦说。
　　这出着名的中式爱情悲剧，在西方人眼中却可以解读为自由和浪漫。因为他们不懂，这就像法国人想表达“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意思的时候，会说“这听起来像中文”。
　　2
　　情愿为了一棵树
　　而放弃整个森林
　　曾经在西德、东德、奥地利当过外交官的杨成绪，在复旦大学上学时的德语教师就是朱白兰。
　　“我们很少见面，经常是长久的分别。我问他：‘你到哪里去?’他说，‘我不能告诉你。’他一直没有给我留下地址，我没有办法找到他。我一直在期待之中。我埋怨他，他就同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但我理解他，他是在干革命，而革命工作是需要保守秘密的。他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又是那样的谦虚、温柔，我十分怀恋他……”朱白兰曾对杨成绪讲过她的故事。
　　天上的牛郎织女虽然只能每年见一次，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方，情愿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个森林，是为责任、是为忠贞，北京话叫“轴”。
　　地上的朱白兰为了找到朱穰丞，跋山涉水来到中国，一度靠借债、领取救济金度日。此时她开始撰写那本以她自己与朱穰丞感情经历为主线的《牛郎织女》。这部从头到尾贯穿着对情人苦苦思念和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作品后来在东德出版。
　　杨成绪至今还记得，朱白兰随身携带一张发黄的照片，那是一个长得很清秀的中国年轻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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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郎织女爱情观
　　可成为世界的范本
　　由牛郎织女组成的家庭，相信一定是稳固的。因为他们二人都不会把爱情和婚姻当儿戏，这跟中国传统的婚恋观、家庭观是一致的，在当前也是有现实意义的，与世界主流价值观也是一致的。西方社会经过一度的“去家庭化”，拨乱反正之后也在向“重责任、固家庭”的主流意识形态靠拢。
　　在这个语境下，我们的牛郎织女故事本应成为世界的范本，但却一直处于“自悲”之中。
　　文化是软实力，伴随硬实力的盈缩而变化。18世纪，西方社会还对中国充满敬意，在后来的交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伴随国家地位跌入谷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化中也赢得了尊重。1000年前，中国俯视世界；100年前，中国仰视世界；今天，中国平视世界。
　　但中国崛起之快，许多人还不适应，往往用老黄历看待中国，也因此对中国的进步抱有偏见。历史和现实提示，如果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高”与“强”，就难免受制于人。我们坚信，那种陈旧过时的中国观迟早会改变，那种随意误读、解构中国爱情悲剧的现象会越来越少。（熊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