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校关停 五成学生“原地转”

覃至册

一年前的6月，大兴、朝阳、海淀、昌平等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最终共计24所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涉及学生近1.4万名。关停潮一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去年8月16日，北京市教委对外公布学生分流方案，承诺“不让一个孩子失学”，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分流安置。




数据分析





昨日，朝阳区黎各庄实验学校，6年级的廖庆芳坐在椅子上等待父亲办理入学报名手续。本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侯少卿 摄



去年开学，一名被分流到公办校的打工子弟学生露出笑容。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一名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因拆迁关停多次换学校。
5所关停打工子弟校抽样调查，53%学生仍去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分流公办校的部分学生称不适应
今年6月起，朝阳4所打工子弟学校收到关停通知，涉及3000余名学生。朝阳教委表示，将准备充足学位确保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一年前的6月，大兴、朝阳、海淀、昌平等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最终共计24所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涉及学生近1.4万名。关停潮一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去年8月16日，北京市教委对外公布学生分流方案，承诺“不让一个孩子失学”，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分流安置。此后各区县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分流至公办校等措施对辖区内打工子弟予以安置。
一年过去，曾面临失学危机的孩子们生活的怎么样？
今年8月，本报记者多方联系，拿到5所被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名册，5000多名打工子弟有小学生也有中学生，涉及朝阳、昌平、海淀等区。
记者从每所学校中，随机抽取150个样本，逐一电话核实750名学生的现状。最终500个有效调查样本显示，68名学生进入公办学校，占总人数的13.6%；165名孩子离京返回原籍读书，占总人数的33%；265名学生仍进入了北京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占总人数的53%。另有两名孩子的家长表示，过去一年一直在为孩子进入公办校努力，“孩子先待在家里，暂时未确定流向”。
原来的学校消失一年了。
幸运的孩子进入梦寐以求的公办校，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完成着家长“咱不比别人差”的嘱托；被迫回家的孩子成了远方的留守少年，在北京出生，在故乡成长；更多的孩子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再次进入打工子弟学校，不知下次关停何时到来……
对于牵扯在去年关停风波中的1.4万名孩子，原来学校的消失是否都意味着新的起点？
分流到公办校
“因祸得福”与不适应
“这个学期考了全班第五名！”范溢泉提起儿子金格儿，语调都会提高。
9岁的金格儿，去年6月在海淀马家沟新希望学校读完了一年级。学校8月份被关停，他先被分流到石油附小，后转入海淀区成府路小学。
范溢泉坦言，自己算是去年学校拆迁“少数的受益者”，“之前想都不敢想孩子能进公办校。”
记者调查中的13.6%的进入公办校的打工子弟，受访家长都表达了对孩子进入公办校的欣慰，甚至称之为“因祸得福”。
16岁的史玉洁高兴不起来，她从公办校回到了打工子弟校，这让很多人不理解。
所在的打工子弟学校去年关停后，史玉洁被分流至清河中学。教室的墙那么白、上课都有多媒体、许多从前没机会上的课……
原来的基础差，老师讲的听不懂，有一次老师说“你们这些外地的孩子不要瞎折腾”。“还说我们没法在这里考高中，要老老实实的”。
史玉洁记得，因为成绩差，一次是英语老师生气地说：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此后，史玉洁说什么也不想去学校了。
她怀念打工子弟学校时，老师们告诉他们“人人生而平等”、“我们或许知识不高，但绝不能情商不高”、“北京不光是北京人自己的，你们也要在这个城市找未来”。
“老师说的话，经过去年半学期，我有点怀疑了。”春节过后，史玉洁去了一家打工子弟学校，她说还是想上学。
同样16岁的李佳雪也因跟不上课程，总认为受到歧视，已从清河中学退学打工。
“学校尽了最大努力安置这些学生。”8月25日，清河中学分管教学的负责人介绍，去年8月底，接到教委通知，要安置112名打工子弟学生，“一下子多了100多个学生，老师们开始都犯懵。”当时正赶上加固校舍，学校里没桌子没椅子，报到都是借的其他场地。一百多名学生的课本，也是学校挨个给其他中学打电话才凑齐。
对于部分学生的不适应，该负责人坦承，“越是年龄大的孩子，适应能力越弱，由于这些孩子学习基础弱，老师们偶尔着急是可以理解的。”
校方提供的数据是，截至目前十几名分流来的打工子弟学生转回原籍。除毕业一批学生，仍有60余名打工子弟学生在清河中学读书，大部分学生都有提高。
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看起来跟城里学生没有两样。
离京回老家留守
父母担心“那车那路”
记者调查中，近三分之一孩子选择回老家读书。
家长选择送孩子回家的理由不尽相同：无法进入公办校，附近再无可选择的打工子弟学校；“孩子眼睁睁看着学校被拆，不想让他看第二次”；反复思量觉得家乡的教育条件会稍微好一点，“干脆早点送走”……
“但凡有一点办法，也想让孩子留在身边。”戎玉文今年35岁，是两个不到10岁孩子的母亲。去年8月，两个孩子所在的海淀红星小学被拆，“哥俩儿吵着要去废墟里捡书包”。
戎玉文把经营的早餐摊儿丢给丈夫，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几乎问遍了周围所有的公立学校，“多交点钱也成，嫌孩子基础差留级也成，只要肯收，怎么都成。”
但是办不齐“五证”（在京务工人员若想让孩子在北京上学，需提供户籍、暂住证、原籍地没有监护条件证明、在京实际居所证明、工作证），进不了公办校，两个孩子被送回陕西蒲城老家读小学。
一年中，戎玉文只在春节回家时见过孩子一面，更加重了她的焦虑。
小学离家十几公里，同村二十几个孩子挤在一辆拖拉机后斗里，由老乡轮流接送。
电视里报道多地校车安全事故，戎玉文经常哭出声，“那些孩子的校车还是汽车，我们老家那车，那路……”
和戎玉文一样，秦同民也把孩子送回张家口老家。除了担心外，他更气愤。
“孩子交了一万五千元‘捐款’才能进入当地学校就读。”用秦同民的话说，当地学校人员“说话带刺”，“你们去北京风光，孩子回来读书也不能那么容易”。
记者调查的165名返乡读书的打工子弟中，20多名学生家长表示，孩子重回原籍学校上学需交赞助费、借读费等。
“在北京待不下去，回老家还受刁难，我们招谁惹谁了。”秦同民抱怨。
再进打工子弟校
“还在原地打转儿”
9岁的王豫是海淀红星小学的学生。学校被拆后，父母没有办齐“五证”，也面临是否回河南老家的选择。“不忍心这么小的孩子留守在家。”王豫的父亲王耀辉说。
最终，王耀辉把女儿送到了海淀小营村的新希望学校——和原来的红星小学一样，新希望也是一所“未获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
“还是在原地打转儿。”王耀辉很无奈，只是换了个学校，“一切都没变化。”
无奈的是大多数。去年报道中，王豫所在的红星小学的1400余名学生，只有70多名孩子的家长办齐了“五证”，进入公办学校。
“最终‘大头儿’还是都到了我们这儿。”海淀小营新希望学校校长肖海腾掰着手指说，拆迁来得太急，“根本没有现成的分流方案。”当时乡镇政府人员天天找肖海腾“一定要尽可能多安置些。”
肖海腾本身也是被拆迁者，他的海淀马家沟新希望学校也在关停名单中，为配合政府工作，他腾退小营新希望学校部分原本外租的房子，改造成校舍，接收了700多名学生。
事实上，海淀小营新希望学校也是一所“未获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从原本学生不到700人，一下子增加到近1500人，“拆了两所（红星小学和马家沟新希望学校），救活一所，孩子们还是没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肖海腾苦笑着说。
打工子弟校关停风波中，“拆一所救一所”的情况并非少数。
昌平七里渠新龙学校被关停后，校长宗宝平搬到楼自庄重新办校，目前只有60名学生。
在京办打工子弟校10年，宗宝平早已习惯了“拆迁——易址——由小到大——再次拆迁——再次易址”的反复过程。
去年拆迁启动前，昌平区教委和镇政府要宗宝平出一个拆迁后在校学生的安置方案。宗宝平记得，正在谈着，老师打来电话告诉他，通往学校的路被封了。此时，学生还在校正上着课。
宗宝平拍案而起，质问教委和镇政府的人，为什么每次拆迁都是不等孩子有了切实的安置后，再开始动工？为什么非得让孩子们看到推土机进校园？
多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称，几乎所有拆迁学校都是先通知再安置，“你来拆我的学校，让我出安置方案，这合理吗？”
宗宝平说，干这行10年给他最大的感触是，打工子弟学校就像野草，“割一茬长一茬”。虽然目前只有几十个学生，宗宝平并不担心。按照他的估计，不出意外一两年后变成数百甚至上千人，“最主要的是流动人口的需求。”
多名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称，对于大多数只能在打工子弟学校“打转儿”的孩子们，每一次拆迁关停，受教育的条件就会下降一次。
打工子弟校存亡
“取决于孩子的安置”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站创办者张志强介绍，近些年的一波又一波对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拆迁，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由2008年的302所，减少到如今的170余所。
北京市教委提供的数据，截至去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共计158所，其中获审批59所，未经审批的99所。
对于两组数据的差距，张志强称，部分去年关停的学校选择易址，“偷偷建了起来。”
“有需求就有市场，打工子弟学校光靠堵肯定不行。”在北京办了18年打工子弟学校的北京行知学校的校长易本耀说，打工子弟就学一天得不到好的安置，“打工子弟学校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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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和易本耀并不掩饰打工子弟学校的另一面：师资力量差，教育质量低，安全设施差等，“有的孩子上了六年，26个字母都认不全，这的确有点儿伤天害理，误人子弟”。按照相关标准，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的确很难达标。但对于现阶段打工子弟孩子，“有书读总比没书读好，在学校总比在社会上混好”。
一名北京教育系统人士透露，他们到一些打工子弟校考察，“条件简直惨不忍睹，这么多孩子，安全都保证不了，更别说教育了”。
北京市教委表示。对未经审批的自办学校进行了全面登记，建立起翔实、动态的数据库。对登记在册的学校开展定期普查和重点抽查，重点检查学校的安全和有无违法违规问题。
据媒体报道，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组（简称REAP）的调查研究显示，打工子弟学校能为孩子提供的教育，质量甚至低于农村公办学校。在REAP的研究中，在城市公办学校的流动学生，测验平均成绩是80.3分，比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学生测验高出10多分。
去年的拆迁关停风波中，易本耀高兴地看到一些打工子弟能进入公办校就读，“那是他们应该的归宿，如果有一天都能去了，我们的使命就彻底结束了。”
事实上，《义务教育法》和国务院文件，明确规定“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吸纳为主”，统筹安排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秋季开学，北京70%的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但仍有14万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被挡在公立教育大门外。
北京市教委表示，拟制定解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三年规划，让每一个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京接受符合首都教育水平的义务教育。
但在张志强和易本耀看来，近年来一波又一波的拆迁关停，北京实际上一直以提高打工子弟求学门槛，阻挡“低端人群”进入北京。
“豁出去了。”去年孩子的学校被关停之后，在紫竹院收了十几年废品的张志明（化名）做了一个没人想得到的决定——在北京买房。
张志明的三个孩子都在北京出生，除了大儿子在老家读书，另外两个一直都在海淀马家沟新希望学校读书。学校关停了，“收破烂”的张志明办不齐“五证”，“我一个收破烂的，上哪去办工作证”。
思前想后，张志明和妻子卖了老家的房子，又跟亲朋好友借了20万，加上前半生的所有积蓄，在房山区琉璃河镇买了一套房子。
房子买好后，张志明立即为孩子能上当地的公办校努力，到处托关系使劲儿，暑假即将结束，孩子的事情渐渐有了眉目。
“如果不是学校拆迁，打死我也没想过要在北京买房。”张志明为孩子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唯一的愿望就是孩子们能明白当爹的苦心，可得好好上学。”
（文中打工子弟学生均为化名）
■ 相关数据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家庭整体迁徙成为趋势，子女教育日益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稳定生活的重要因素。“京沪穗”青年流动人口中，有超过60%的人把孩子带在身边。
全国农村“撤点并校”风潮，也为打工子弟回家上学增加困难。教育部统计数据，2001年全国小学总数为491273所，而在2010年，这一数字变为257410所，近十年锐减47.6%。
■ 分流措施
朝阳
在来京务工人员相对聚集的东坝乡、金盏乡、崔各庄乡等地区通过整合公办资源，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委托民办的模式，选派有办学经验和优秀退休干部担任校长，政府无偿提供校舍，并按全区统一标准拨付生均经费。
海淀
加大对两所已批自办校的支持力度，依法规范未经批准自办学校，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腾退自办校学生分流到公办中小学就读。目前，该区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校就读的比例达到85%。
昌平
采取“批办一批、保留扶持一批（待批）、撤销一批和建专门学校”等四项措施，大力扶持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发展。截止到目前，全区已经审批自办学校16所，未经审批自办学校由50所减少到了23所。
大兴
采取三项措施。一是就近入学：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可安排在租住地有接收能力的学校就近入学；二是分流协调入学：区教委、镇教委办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对随迁子女提前制定安置方案，对其进行分流安置；三是自主择校入学。
■ 专家说法
“搞好教育与人口剧增无关”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是城乡差异必然的结果，也是城市化建设的客观目标，“政府担忧搞好教育会造成外来人口增多，两者没必然联系。”近年来，上海因打工子弟进入公办学校的低门槛、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等被学界视作北京学习的榜样。但近三年上海的流动人口明显增长。杨东平否定“搞好基础教育造成流动人口增长”的观点，“没有哪一个农民是因为基础教育好而涌入当地的。”
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学校财务管理研究所所长袁连生认为，北京一味地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侵害了部分流动儿童就近入学的权益。客观上北京公办校学位本身紧张，在流动人口聚居的区域公办校无力提供充足学位。同时“五证”的高门槛，让30%的孩子无法进入公办校。
“如果流动儿童的基础教育能够得到保障，打工子弟学校最终会退出历史舞台。”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者卫宏表示，“就目前阶段，打工子弟学校仍有存在的空间。”卫宏分析，未来这一问题的解决，要考虑流动人口存在的规模，还需要政府接纳打工子弟、教育经费投入方面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