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炫富与道德焦虑

覃至册

一位煤老板嫁女时邀请的豪华演艺明星阵容再次展现了这一群体某些人的豪奢，当然，也再次引来了成群的批评声音：一些人觉得数百万上千万的花费太过炫耀浪费，羡慕嫉妒恨之余还有人开始“讨伐煤老板”，认为他们是靠官商合谋发不义之财；另一些时尚人士则认为他们品味粗俗，请的都是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国产大众明星，在他们眼里，这可比不上英美的个性明星有范儿。

我发现对这条新闻的评论和转发的倾向非常有趣：不出所料，批判煤老板奢侈炫耀的声音占绝大多数，不过，也有少数人和我一样觉得这种行为并不值得过分在意，首先，这位煤老板用自己的钱请明星，是私人事务；其次，泛论煤老板的道德表现的话，里面也有低调的人，因此由一个人的行为就对整个“煤老板群体”进行污名化的道德指控就显得过甚其辞了。类似这位老板的奢侈之举或许有违中国传统的低调处事习俗，算是有道德瑕疵，可也不到有人夸张的说要“讨伐”的程度。

至于有人引申说煤老板多是和官员合谋垄断资源发财等等，这显然是另外一个社会问题，至少在司法机构未调查确认以前，不能以此来指责那位煤老板或所有的煤老板。至于有人进一步论及煤矿都是国家资源应该全民共有云云，都更是经济学上也有争论的话题，未必归国有就一定好，何况国有也未必一定要国企开发——国企不靠谱的也不少吧。

我感兴趣的是由此透露出的当代中国人在道德问题上面对的“交错现实”：过去将近四十年的计划经济和单向道德灌输造就的整一道德观在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层而崩解，不同群体、个人对道德的认识急剧分化，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城市中产、白领把道德视为个人选择，而年龄更大的人多还保留这1980年代之前的道德观。在这个价值观、道德观裂变的时刻，习惯了有整一、稳定的共同道德观的人们就开始担心“礼崩乐坏、人心沦丧”，就出现了普遍的“道德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人士登高一呼发出的“泛道德高调”和容易通过大众媒体的传导获得众多欢呼，比如对于“社会道德滑坡”的担忧，以及“助人为乐引来法律官司”、“富人炫耀性消费”之类的话题都有这种焦虑存在，“仇富”、“仇官”言论的很大一部分也直接与部分官员、富豪的某些“道德表现”直接相关，并和对财富差距过大、社会不公的整体性焦虑牵连在一起，这导致人们不愿意针对单独事件“就事论事”，一说就会和整个社会问题纠缠不止。


问题是，种种“泛道德高调”刺激出来的某些高调“道德情绪”不断发酵，但不同群体对此的接受度却大有区别——因为社会的分层、分化和道德的分化，之前主流道德环境构成的强大压制体系也已经失效，不同群体对传统的道德教条的认知不同，如对奢侈消费的认识，不少人觉得这取决于私人经济状况和消费习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于是就造成吊诡的循环：如很多人对于某些特定群体越来越多持有负面的道德认知，可是对这些小群体而言，某些喧哗的“道德声讨”并不能对该群体的道德产生多大实际约束力，往往显得苛刻甚至可笑，于是又引发外人更强烈的“道德焦虑”和指责声响，激发出更多的“道德高调”，试图规范已经各有主意的群体、个体，反倒让针对的人对这类道德观更敬而远之。

这或许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一个道德议题。